(取自 常民文化年刊３ 土地之歌 1998)
●文 王志文老師
在西班牙與荷蘭領有台灣北部的時代，是以經濟抽稅
為主，因而對部落的生產影響不大。而在明鄭時期，主要
是經營嘉南一帶「反清復明」，北部則是以巡戍防守駐營
屯兵為王，只是消極地防患清軍利用北部港口登陸，其影
響台北盆地內的部落不大，充其量也只有「點的分布，並
沒有全面地介入當時平埔族聚落的生產方式。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清朝領有台灣，
國家力量漸漸影響部落社會，毛少翁社當然也不例外。清
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歸附」清朝的，僅有內北
投社、毛少翁社、大浪泵社。在當時內北投社等三社與武
嘮灣社、擺接社、雞柔社等六社，其向清朝繳交的餉稅附
入。七淡水社計算，一年共交二十，二兩五錢七分九釐二
毫，這些都清清楚楚地記載在周鍾瑄的︽諸羅縣志》中。
在國家力量的介入與掌握中，同時也將漢移民代入了台北
盆地。
雖然清初有渡台三禁來嚴格禁止中國福建、廣東一帶
移民進入台灣，但困苦的生活，將閩粵一帶的移民堆向海
外的台灣，偷渡的漢移民，如同潮水般湧進台北盆地，也
進入了社子島，並向毛少翁社租地墾荒，將農業生產技術
移入，使得經濟生活進入了另一個時代，使社子島變成以
農耕為主的生活型態。
根據《士林鎮志》中記載社子里沿革：「本里相傳雍
正三年，粵人開闢社子莊，以地為昔年山胞聚落，故名。
又傳兩百餘年之前，有閩人陳請、陳仲山、陳天賜、陳贊
、陳奇能，由金包里遷來開關，山胞退居他處，地始大墾
。」
在文中所提之「山胞，即為近年所說平埔族中之凱達
格蘭族毛少翁社，只是在一九六八年著書之時尚未有習慣
用此名詞，而陳姓至今仍為社子里之大族可證明此文不假
。而在倫等里沿革，也有此記載：「本里昔為崙仔頂莊地
區。乾隆末年，泉州李姓開關。地有沙崗，故昔為崙仔頂
莊。」而今日在延平北路六段底和七段頭的倫等里地區，
有許多在地的李姓家族，由於多年水患，使得族譜資料散
失，無法印證，但是在口述訪談中，也證明世居此地多年
，何時移入也不復記憶而不可考。
在堤外的福安里沿革中也記載著開發的史實：「本里
原為溪洲底莊地區。相傳康熙四十七、八年間，泉州同安
縣人九戶來此開關。以地勢低下，為河流游積故名，光復
後以福安命名。＊而在今日當地仍有謝、王等大族聚居，
同為歷年水災所禍，無文獻來佐證，但世居此地，年代已
久遠不可考，則可印證此段記載。除此之外，在訪談中，
延平北路九段附近，也有一李姓大家族聚居，其族譜則清
楚載明其由蘆洲李家分支過來拓墾農地。而中洲里的沿革
概況在《士林鎮志》中也有此記載：“「本里因四面繞河
，故名中洲里。」「本里昔為和尚洲、中洲埔莊地區。清
代屬芝蘭堡，日治時期屬台北廳士林支廳。」
由記載中可知，中洲與蘆洲隔淡水河相望，在以船運
為王的時代，兩地互動密切而頻繁，連行政編制都在一起
，可與族譜相佐證之。
綜合以上的記載與田野訪談中，我們可以對社子島在
農耕初期的社會，有一個概略的認識。在當時除了有從唐
山直接移民拓墾的人以外，其他的家族都是由北部地區短
距離的人口遷移，主要是為了農地的取得，這與現今的工
商社會二次移民，以長距離的中南部民眾為主，在於取得
工作機會的型態有明顯不同。
其次，從移民的遷入地區，我們也可發現，在延平北
路尚未修築之前，社子島以船運為主要交通對外連繫。社
子島的內部互動並不密切，反倒是與河的對岸渡口地區的
關係較為密切，甚至影響到行政區域的劃分。在明治三十
七年（一九○四年）的《台灣堡圖》中，清楚地將此影響
呈現出來，整個社子島並非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反倒被切
割與對岸的渡口地區共屬同一單位，分別隸屬於數個行政
區域。
除此之外，在訪問耆老後發現到，我們也可以由寺廟
的信仰圈範圍來證明當時社子島並非是一個共同單位。在
今日社子市場附近的延平北路五、六段，也就是以往「葫
蘆堵在，與「社子庄」的地區，是屬於「大龍峒保安宮」
的信仰圈，都是祭拜泉州同安人的守護神一一保生大帝。
而在今日延平北路七段附近的「溪洲底，則是與對渡口的
「三重埔」同一信仰圈，祭拜主神是’先嗇宮，的五穀先
帝。而在今日延平北路八、九段地區，即當時的’中洲埔
」不僅在行政區域上同屬對岸的”和尚洲」即使是祭拜主
神「大拜拜」的日子也與其同日，以「湧蓮寺，為信仰核
心。因此，無論從行政區域上的劃分或是民間信仰圈的自
發性區域結合，都顯現在此時期，因為陸運的不發達，反
而因以船舶為主要交通工具，而呈現出與對渡口同一生活
圈，跟島中其他的村莊並非是那麼密切的各自發展。
